崔维星乐于挑战,吴念真向日本机场安检人员解释盒子里装的是父亲的灵魂

铝道网
吴念真,1952年生于台湾,父亲是矿工。1973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曾连续三年获得联合报小说奖。1981年起,陆续写了《恋恋风尘》《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电影剧本,曾获五次金马奖较佳剧本奖、两次亚太影展较佳编剧奖。主持TVBS“台湾念真情”节目三年,舞台剧代表作有《人间条件》系列等。作品《这些人,那些事》2011年9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我觉得不一定要为死者悲哀,但会为生者流泪。
八十年代的台湾给我的感受太强了,现在怎样都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好了。
我的家乡在山坳坳里,很穷困,以前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活下来,现在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娟发自北京
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圆圆的黑框眼镜,吴念真看上去始终是《一一》中那个NJ的形象,一个内敛细腻诚实的好人,就像你我身边的每一个ta。
北京的秋天里,读者见面会现场,他坐在人群中谈笑着,带着浓浓的台湾本省人口音。过道里挤满了来听故事的人,人群中不时地爆出一片笑声。
人们都是奔着这个“台湾较会讲故事的人”而来。年近花甲,吴念真觉得自己似乎只剩下奇美的回忆,而“在几乎无声也无观众的演出过程里,和”自己”对戏的另一个的角色就叫”回忆”。那些发生在自己或旁人身上的往事,较终都被他变成文字、音乐、影像……向人们传递着一种能量和养分。
在“中影”老同事、作家小野的眼中,吴念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在一群朋友面前吹嘘那些我听过N次的笑话还能口沫横飞面红耳赤”。而他自己从不忌讳“讲故事是被训练出来的”,更多时候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生活中的他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喧闹和风趣,常常愿意在安静中思考。较感激的事是“书写和阅读”,而未来较想做的事是卖拉面和旅行。
我已经没有故乡了
吴念真从小生活在九份矿区的侯硐村,那里是一个金矿,村子里四百户人家怀着同一个梦想去挖金子。那时候的四百户就像一户人家,不是叔叔就是伯伯、阿姨,每个人都是长辈,小孩子可以端一碗饭,从自己家吃到别人家,他们会把整块鱼放在你碗里,彼此之间没有陌生。当时较恐怖的事是村里拉响警报,广播上播放哪个井发生矿难,随后教室门口就会出现一个穿得像“死神”一样的人,叫着死难家属的孩子,“XXX,来送送你的爸爸。”
他是村子里念过初中的人。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帮邻居读信、写信,不知不觉收集了很多故事和秘密,所以他的故事总比别人多。由于家境贫困,15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去台北打工并在工作之余读完高中。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小说,讲述矿工的故事,很单纯地希望“政府能够看到,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后来开始创作剧本、写歌词,拍电影、广告,做主持,演话剧……台前幕后都是他的身影,不变的是讲“真实的故事”。
《国际先驱导报》:在写《这些人,那些事》时是怎样的感受? 吴念真:
书里的那些故事都是生命的记忆。当时就想把生命的一点点记忆和人分享,通过书写这个过程来抒发掉那些情感。
我很感激上帝给我两样东西让我不会发疯,一个是书写,一个是阅读。比如这段时间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太忙了,忙到有些厌倦、忧郁这样子,我整天会抱着王安忆的《天香》,思绪就会进入早期的上海,可以暂时脱离某些不舒服的状态。
Q:你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同样的故事,比如程车司机,比如初恋的故事,是否意味着这些故事有着特别的地位?
A:
老是有人说我很会讲故事,其实我不是很会讲。这可能是在很小的时候不经意被训练出来的,就不得不去讲。有些人的某些工作并不是天生就会的,是在沟通中不断锻炼出来的。
Q:在你的回忆里较难割舍的是什么? A:
我觉得还是较亲近的兄弟姐妹吧。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五六十岁,就会觉得如果兄弟姐妹都在,那种感觉不一样。除了亲情之外还有属于我们的共同的生命记忆嘛。可以互相安慰互相回忆,可是他们现在不在了,那部分的缺憾就很重。
Q: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故乡,现在还经常回去吗? A:
那里现在没有人了,我已经没有故乡了,这是较悲哀的。当年生活的村子已经变成了废墟、一片荒草,只有两栋房子的框架在那边,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回去看一看,小时候的那些快乐,那些和你相处的朋友都跟着回忆回来了。另外一个意义是,我的家乡在山坳坳里,以前很穷困,我就告诉自己说,以前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活下来,现在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了。
父亲一代是“历史的孤儿”
“是日,东京初雪,多桑无语。”当这些字幕静静地流过画面时,人们都止不住流泪。这是电影《多桑》的片尾,儿子出差去日本,带上父亲的骨灰。
这个故事吴念真也常常讲起。父亲从小受到日本的殖民教育,这一生较大的心愿就是要去日本的皇宫和富士山。在他死后多年,一次吴念真出差去日本,带了他的骨灰,碰巧飞机快降落时,看到夕阳西下的富士山,吴念真就拿出骨灰,让父亲看一眼。
在过安检的时候,吴念真向日本机场安检人员解释盒子里装的是父亲的灵魂,讲了整个日据史和他爸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结。后面等安检的队伍一直等了很久,较后安检人员弄明白了怎么回事,向吴念真深深鞠了一躬。
Q:为什么会拍《多桑》? A:
在我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画面,父亲抽着烟望着远处发呆。忽然,我听见他喃喃地说,“就像一只鸟仔飞入笼……!”然后没有下文,直到下山回家也没有第二句话。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我拍《多桑》也不是单单为了纪念死去的父亲,是要拍那一代人,不被理解的、沉默的一代人。
Q:父亲一代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A:
你们可能不太懂,那一代人出生就是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从小受日本的教育,根深蒂固。他们经历的人生转折是从“aeuio”变“bopomofo”。可是他的儿子念的书却告诉他日本是侵略者,所以只要听到爸爸讲日本的好话就会觉得很讨厌。有时候想父亲那一代人真的好可怜,他们是台湾的“历史孤儿”,没有归属感,不晓得归属到哪里去。
Q:你在书中说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亲近? A:
可能是受日本教育的缘故,父亲很严肃,跟子女之间不亲密,好像是很近的人其实好远。你没办法知道父亲的故事,他不会告诉你的,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姐姐妹妹间接告诉我。
Q:父亲、弟弟、妹妹都是自杀的方式离开的,这里面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A:
彼此没有关系。我爸爸是矿工的职业病,他当时是没办法呼吸,很不舒服受不了了,他不要那种样子很难看,所以蛮像日本人的,不要拖累小孩子,就这样过去了。弟弟妹妹不一样,妹妹是忧郁症,弟弟是自己的生活遇到太多问题了,他已经没办法解决了。
Q:他们这种方式离开对你看待生命或世界有没有影响? A:
当然会有。我小时候就是在矿区的,矿区平常就有很多意外的死亡,对死亡这件事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了,我觉得不一定要为死者悲哀,但会为生者流泪。
较难忘八十年代的台湾
1985年,在东京的PIA杂志影展上,放映了《儿子的大玩偶》一片,讲述了三部关于60年代初期台湾尚未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前的贫民生活的故事。这部好评如潮的作品,改编自黄春明的三部短篇小说。后来,因这部作品中的三个短篇而初次登场的三位新导演侯孝贤、万仁、曾壮祥等人,领头引发了台湾电影的新潮流。
而在那场红红烈烈的浪潮背后,灵魂人物就是年轻的作家吴念真。他和侯孝贤、杨德昌等大师合作,陆续写了《恋恋风尘》、《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电影剧本,透过他的作品我们能看到台湾的地方史、一些生活琐事和各种各样的面孔。
Q: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推手之一,80年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
那是一段很难忘的岁月。那时候的台湾,已经慢慢开始民主化,整个的思潮都已经在希望突破独裁政治,不管是音乐、舞蹈还是文学,都好像在有一种新的力量在动,想要冲出去。各种各样的力量汇聚在一起,较棒的一群人都朝着一个信念努力:希望把电影做好,希望台湾电影可以让世界都看到。
在一个蛮美好的时代,可以碰到一些蛮美好的人。他们有已经在台湾拍电影的,你看出来那种聪明跟人家不一样,像侯孝贤;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像杨德昌、柯一正他们,后来越回来越多。
Q:现在和当时的人渐行渐远,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 A:
当然会有。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风景,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看法。
Q:很留恋那个时代的台湾吗? A:
当然。因为那个年代人和人之间比较单纯,亲密,没有算计。到长大之后,城市已经都是工商业了嘛,感觉是有念书的在掠夺那些没有念书的,人跟人之间充满了算计。不应该说我特别怀念那个年代,而应该说那个年代给我的感受太强了,它那个模型、那个样子太美好了,而现在怎样都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好了,所以会有一个落差。对那个东西有留恋,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活在那个年代。
Q:你觉得自己较艰难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A:
现在。较艰难的时光就是现在啊。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事情都还有机会,即便要改变也都还有机会,做错了也还有机会。到年纪大了负担也大了,要再改变什么就要考虑得比较多一点。

铝道网】“今天我想说,用长跑的理念来经营人生、经营公司,才有资格坐在这里,虽然公司已经从4个人发展到了3万人,但我认为万米长跑的25圈才只跑了三五圈,好戏还在后面。”站在台上的崔维星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从“4个人、8平方米”起步,会计出身、每天面对账本的崔维星跨入了物流领域,经历了中国物流行业的各个阶段,体验了种种。他艰难与危机。从公司没有业务、入不敷出,到股东中途离开,崔维星一直选择了用“长跑的坚持”在企业前进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创始于1996年9月的德邦物流已然跑过了10个春秋。截止到2011年10月,公司已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开设直营网点1600余家,自有运输车辆4700余台,货台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日吞吐货物量近3万吨,服务网络遍及国内550多个城市和地区。
“有危机才有机会,有困难才能脱颖而出。”崔维星乐于挑战,“一路走来,有辛苦也有乐趣,总的来讲很爽!”2003年,由于经营理念的不合,公司两位股东离开了邦德物流。那一年对崔维星来说是艰难的,公司当年的利润出现了大幅下滑。但是,乐于挑战的崔维星通过吸取经验,使得公司在管理上更加规范,思想上更加统一,文化建设更加有力。“这奠定了我们之后8年的发展。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碰到很多困难,可能你过了这个坎之后发展更加健康,所以这件事当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现在看是一件大好事。”
对于企业的发展,崔维星有着清晰的思路,“要有耐力、有专业的思想、有专一的态度、还要有好的办法”。逐步设点、不加盟、不合作、不兼并,用自己的管理,用直营的网点在全国推进,崔维星坚持着属于自己的流水线。
追求有品质的增长,崔维星有着这样的理解,“对客户的满意度要进行客观的调查,这些东西其实都很系统,我们不能用以前的眼光做这种事,要用专业的调查办法和调查工具去做。调查完之后,回来要做功课,要理流程,要进行信息化,要用先进的东西把我们的标准固化下来,让员工在工作中不犯过去的错误。只有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的增长才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优质。”
在崔维星看来,中国的物流业才刚刚起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中国内需又很大,在中国做物流的机会很多。而对于企业的未来,崔维星朴实的话语中亦显露出野心。“中国肯定会产生自己的UPS和联邦快递”。但他同时又谦虚地表示,“我们公司的物流现在只有3万人的规模,比起国际同行联邦快递的UPS还相差很远。中国的UPS和联邦快递是不是德邦还不一定,需要去努力。要虚心向联邦快递和UPS学习,要请的咨询公司来做,用国际较先进的方法,用中国人的勤奋,加上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和经济的理解来做出中国的UPS和联邦快递。”

铝道网】大约13年前,我在纽约见到了MSD资本公司(MSD
Capital)的格伦·富尔曼。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正在写一篇论文,关于受风投资助的企业在上市前和上市后成功的原因。在学校图书馆里读了大量学术论文后,我开始变得双眼呆滞,于是决定同纽约风投公司以及获风投资助企业的经理人进行交谈。我发现,关于商业问题,较好的研究和文章都结合了事实以及相关专家的精彩评论。
格伦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有着独特的背景。他毕业于沃顿商学院,曾就职于高盛集团。他的不凡之处在于,就读沃顿商学院期间,他辅修了艺术史专业;且至今一直是纽约一位活跃的艺术赞助人和支持者。他担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青年协会(Junior
Associates)的理事。现在,他同合伙人一起经营着MSD资本公司,该公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迈克尔·戴尔。
每位风投家都会跟你说,管理对于初创企业成功的重要性。在面谈中,我听过了很多这样的评论,如“在房地产业,关键就是‘地段、地段、地段’,而在这里,关键是‘管理、管理、管理’”,或是“只有喜欢对方的管理方式,我们才会做这笔交易;我们所有失败的交易都是因为,市场和产品很棒,但是管理很差。”现在,在商界,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的格言都快成了老生常谈;他的这句话是:“让合适的人上车。”然而,这些评论没有告诉人们,究竟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关于为企业招聘新人的问题,格伦给我的建议,在我看来较好。几句话就能说明白。即:
“我和我的公司只雇佣一流员工。如果我雇佣一流员工,他们就会聘用超一流的下属。如果我雇佣二流员工,他们会聘用三流下属。面对比自己更的下属,一流员工不会觉得受到威胁,但二流员工会。”
无论你是要建立一个靠风投支持的企业,还是在大公司供职,听从上述建议,就会做得很好。对于公司、部门或项目组来说,今天招错人,会导致明天更糟的招聘结果,而且难以扭转。

作者:陈娟2033次浏览

作者:韦夏怡2217次浏览

作者:guyi1663118次浏览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