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差异化及服务差异化都是企业竞争差异化的核心,说明了日本人对质量问题的看法

铝道网】我在研究日本的陆海军时就发现,日本陆海军失败的原因正好也是他们当年兴盛的原因。反观日本的制造业也是如此,日本人有很多非常适合制造业的民族性,但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些天性也有可能反过来阻碍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说“日本人有很多非常适合制造业的民族性”,并不是说别的民族就不适合发展制造业。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说,日本人在发展制造业的时候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民族特性的道路而已,一旦这条道路出现了问题,这些原来支持着发展制造业的民族特性很有可能反过来妨碍制造业。
比如,日本人重视过程而轻视结果的思维方式对提高制造质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认真如果过了度,结果就很难说了。
本田公司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本田在开始生产摩托车的时候出了不少质量问题,而负责质量管理的人则认为质量管理的任务仅在于控制质量指标在规定的百分比之内,而不可能做到质量事故完为零,本田宗一郎听说这种论调以后十分震怒,拉开窗帘,指着马路对面一个蹲在摩托车跟前不知道在鼓捣着什么的青年人说:“你们看,这个小伙子可能省吃俭用了几年才攒出钱来买了一辆摩托车,我们也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拿出了钱才有了收入,你能对他说”对不起,你这辆车因为不可避免的百分比,一定会出故障,而我们没有责任,因为没有故障是不可能的”吗?故障率一定要降到零,今天不能明天,明天不能后天,反正就是不能有故障。”
日本人在谈质量管理时肯定会津津乐道地讲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确实挺感人,说明了日本人对质量问题的看法,但实际上本田宗一郎的看法是有可商议之处的。零故障率作为品质控制的目标,只能无休止地去企图逼近,而不能作为操作目标。品质不好当然是问题,但强调品质到了脱离用户所要求的地步,较终只能造成品质过剩而带来成本上升、加工周期变长的问题,反过来削弱产品的竞争能力。
在这点上丰田做的比本田就要现实得多。丰田的口号是“80分”,就是说在质量问题上不一定要追求满分,只要能够达到80分即可。
但在喜欢追求完美的日本人看来,丰田的口号太离经叛道了。正好从2010年开始丰田汽车出了一连串事故,使得丰田不得不在全世界范围内召回天文数字的各种汽车进行修理或更换零配件,这次丰田的召回门原因很多,不能一概泛泛而论,但不少日本传媒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这个“80分”的口号上。
其实,从总体来说,日本制造的创新不是很多,更多的情况是对已有的概念或产品进行“改善”,即在质量、机能和其他使用性上进行改善从而添加上自己的特色之后再参与市场竞争,这样就使得日本产品基本上都带有质量和机能胜过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形象。
但我在和日本制造业人士谈话中时不时会听到“masturbation”这个词,在这里这个词当然不是手淫的意思,这是日本人在自嘲。日本人借用这个词中的“自我满足”的意思来解释那些没有必要的加工和检查工序,意思就是这些工序并不添加附加价值,用户也没有这些要求,生产者得到的仅仅是自我满足而已。
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日本人把本来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的制造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似的东西。”较能说明日本人这种天性的就是现在在日本被广泛讨论的“加拉帕哥斯类型进化的日本产品”。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期再谈。
俞天任,马甲为“冰冷雨天”,江西长大的上海人,现于东瀛打工谋生。生平喜欢侃大山、打八卦,操心与己毫无关系的闲事。专著《冰眼看日本》、《浩瀚大洋是赌场》。

铝道网】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在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已是众所周知。有关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论述,也早已为之洛阳纸贵,几乎尽人皆知。关于核心竞争力的思想和方法,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见仁见智,产品差异化及服务差异化都是企业竞争差异化的核心,是企业生存竞争的根本。
基于企业竞争,差异化有着独特的战略价值。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三种基本战略,差异化战略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在低成本战略越来越难以实施,细分化战略越来越不奏效的当今,企业的所有竞争,终将体现为以差异化为特征的竞争。战略的差异化,首先需要特定的组织及资源来保证,包括组织结构的差异化、运营流程的差异化、人力资源的差异化、企业文化的差异化等,这些都是实现差异化战略的核心和基础。
着眼于企业的营销战略,从企业与市场的交界面来看,企业的任何差异化战略都需要通过特定的产品及服务来体现。如果没有具体可感的差异化产品及服务,差异化的战略就无法落到实处,企业的竞争也必将受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差异化是品牌差异化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创造深度差异化的根脉,也是企业打造市场竞争力的根本手段,而且企业竞争的差异化也必将是品牌差异化。
产品是企业之根,是营销之本。从当前中国市场的实际出发,企业的首要目标在于创造产品差异化。创造产品差异化靠什么?以4C来思考,用4P去行动,是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战略营销的核心思想。只要理清思路、明确目标,我们就会发现:要创造有差异化的、有竞争力的产品,有四种战略方法值得企业认真思考和实践。
一是技术创新。创新理论的先驱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并提出了五种创新方式: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产品创新及其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而且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对于营销价值的增加、产品功能的完善、竞争差异化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推动。
二是品牌创新。在竞争充分的西方市场,品牌创新早已成为企业创造产品差异化的核心思想和方法。在产品高度同质化的竞争环境下,唯有品牌的创新才能为产品建立较终的市场区隔,品牌差异化的竞争也是产品差异化的竞争。实际上,依靠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差异化总是有限的,而且产品的创新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品牌的创新总会存在更大的市场空间。如果没有现代营销,没有品牌理论,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商业世界里将会有多少同质化的产品在无效竞争,更不可想象每天会浪费企业及社会的多少战略资源?

铝道网】2004年,汤子嘉23岁。这年10月,汤子嘉的父亲,被称为“浦东开放靠前人”的汤君年因病去世,汤子嘉意外地提前接下了他父亲生前打下的汤臣集团的事业。
2011年,汤子嘉正值而立之年。作为汤臣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汤子嘉带领汤臣北上天津,涉足此前汤臣从未进入的北方市场。
对于获得“2011年度中国接力人物评选”国际视野奖,汤子嘉说,这是对他在早年四地求学经历的肯定,同时他也更强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南怀瑾文集和古典名著。
2010年底,汤子嘉赴甘肃,在当地推出“子嘉班”,资助贫困高中生,这开启了汤子嘉的慈善事业。他希望通过“子嘉班”这个载体,影响覆盖更多人。
汤臣的战略跨越
《21世纪》:你出生于香港,又先后在香港、台湾、上海和美国求学,四地的生活学习经历,对你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汤子嘉:小时候我在香港和台湾都待过,所以粤语和普通话都还可以,在语言上有一点优势。而我在台湾的成长经历,又累积了很多放到汤臣在上海发展的经验里面。
因为香港起步比较早,金融业和企业国际化的根基很深,培养了我很多国际化的视野。正因为我在香港和台湾建立了企业管理基础,对我后来在大陆特别是上海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在国外求学时,较重要的不是语言上的锻炼,而是在新环境中,在没有家人和朋友的情况下,锻炼个人的自理能力,这对我在父亲去世后,决策去天津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1世纪》:将汤臣的足迹北上至天津,是你接手父亲事业后一个大手笔。现在的天津,对汤臣意味着什么?未来,汤臣将在天津有何布局?
汤子嘉: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企业扎根一个地方发展,就在当地建立了很深厚的基础,所以也许不愿意冒险去其他地方发展。汤臣去天津发展,等于是把所有基础再重新建立起来,这就和我曾经在国外读书有关,我不怕去一个新的地方。
汤臣去天津发展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天津的文化是北方文化,和华东有一定的差异。此外,天津的气温对于汤臣在那里的施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在寒冷的气候下施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对汤臣来说,开拓天津市场较大的意义在于,汤臣的战略已从上海为中心覆盖长三角,跨越到以天津为介入点在北方发展。天津是个很有潜力的地方,它的GDP增长持续多年都是国前几名,在发展成熟后将会是新的金融成长点,天津目前定位为三板市场交易平台,目前相关交易很活跃,未来将很有机会。
《21世纪》:23岁那年你的父亲不幸过世,如此年轻就要扛起汤臣这面大旗,之前你没有做过相关准备?刚接手时,有出乎你意料的重要变化吗?
汤子嘉:父亲在世时,我就在他身边学习,在他身边有靠山的感觉,所以没有特别多竞争压力,只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获得父母的认可。父亲去世后,我认识到自己不再有靠山,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现在如果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就会使公司发展受到影响。所以现在我花更多时间的,是考虑如何做正确的决定。
在我记忆里,父亲在去世前几年的情绪都比较低落。现在我处在他当时的位置上,更能体会到他的烦恼和压力。
“富二代”被妖魔化了
《21世纪》:近几个月来,国内多数房地产企业出现资金链紧张,开发放缓乃至停滞。对于眼下的局面,汤臣有何准备?
汤子嘉: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住宅地产眼下遇到困境,所以要改做商业地产。而我认为,对汤臣来说,并没有特别偏重于商业或住宅地产。
我的个人判断是,现在有很多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做商业地产,其实很多年后都会打水漂。商业的价值不在于地段有多好,而是它能带来多大的人流和人气,在于经营。比如,现在即使在嘉定或宝山推出商铺,只要每天能带来更多人气和营业收入,就是个很好的机会。
《21世纪》:2010年10月,你在甘肃成立了“2010子嘉班”关注贫困高中生,距今已过去一年多。被资助的学生目前情况如何?未来,是否还将启动更多的“子嘉班”?
汤子嘉:中国现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初中毕业后就结束了。义务教育没有覆盖到高中,但如果要上大学,就必须完成高中学业。所以“子嘉班”是考虑到这个情况来设计的。
甘肃的生活水平和上海的确有很大的差异。从甘肃回来后,我个人的价值观有很大改变——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其实我自己得到了较大的帮助。我们接触到的甘肃贫困高中生群体,他们既要读书,又要照顾家里的老少。贫困的孩子早当家。
现在我们每隔半年都会和那里的高中生有交流,比如现在快到春节了,我就会寄明信片给他们。我认为汤臣和我个人的慈善理念,并不是我具体帮助了多少人,而是影响覆盖了多少人。所以,这个“子嘉班”只是载体,我希望能从子嘉班开始把公司的员工做到对接,帮助当地的农村孩子,希望他们未来能更快地融入城市的生活。农村孩子刚到城市很多都会不自信,不知道如何在大城市生活。
《21世纪》:你目前还担任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理事,这是个联络企业家第二代的协会,也被部分人认为是“富二代”俱乐部。这个协会对你意味着什么?如何回应外界对于家族企业“富二代”的质疑?
汤子嘉:其实,我认为“富二代”这三个字被很多人妖魔化了,每一个群体里都有好与不好,只不过普通大众把其中不好的部分放大化了,概括了所有人。我认为接力中国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把家庭背景比较接近的企业家第二代集中在一起,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今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开展合作,甚至一些男青年和女青年也许会找到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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