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市场经济内在的理性力量,任正非可是中国的乔布斯

铝道网】提升企业道德力,有三个力量源泉。一是市场经济内在的理性力量。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代表着对财富的非理性贪欲和追逐。其实恰恰相反,市场经济代表的是理性、秩序和规范——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有限的资源,如何生产和提供商品和服务,如何在满足他人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获得合理利润,如何对利润进行合理分配和使用等。这些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理性力量。所以,提升企业道德力,必须克服对财富的非理性冲动,在理性和道德的层面上追问“为何创造财富、如何创造财富、如何利用财富”等问题,这种追问和反思是企业萌生道德力的内在途径。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道德力量。道者,天理也;德者,人心也。这是中华民族对道德质朴而深刻的理解。顺天理、顺民意、重人和、重仁爱、守信誉、遵法制、节俭务实、知恩图报……这些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道德基因和道德力量是企业道德力的重要来源。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涵的道德力量。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道德内核。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不仅是对公民的要求,也是对企业的要求。企业只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铝道网】我们不明白华为为何被怀疑:华为市场遍布全球,产品远销五大洲,但是在美国等市场频频受阻?为何被美国与军事、政治挂钩呢?我们可以毫无意义的用政治来解释,但是使华为又失去了一次真正的进步机会。
我们很不明白,IBM、西门子、GE等全球布局,为何没有被怀疑、被阻碍、被调查呢?我们可以用美国比中国国际地位高大威猛来解释,但是忽略了比中国弱小的爱立信为何畅通全球呢,更忽略了现有全球化的公司与国家国际地位的因果关系。
其实这不是华为一家的问题,而是中国全球进程中公司的群体问题,他们只是实现了业务球化,还不是一家真正的全球化公司。甚至可以讲,华为们的管理体系无法让华为们在全球“赢得尊严”。
台湾的曾仕强们发明了“中国式管理”,更是令中国企业饮鸩止渴。
“正如“华景咨询在创业阶段所确立的职业宣言中所说: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誓词”和“与王者为伴的华景咨询LOGO-huoking”的真实含义,令我鼓起勇气即兴写下这段文字”。
“小微公司靠机会;中型公司靠产品;大型公司靠什么?”这个问题是我5年来苦思冥想的问题。
我对大型公司的深入接触分为两个时间段:2001年以前,在国家骨干集团担任企业管理相关工作,负责与全球前100位的公司做企业重组;2006年以后,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骨干企业做“战略变革”领域的咨询项目。
2002-2006年期间,为创业和高增长公司作咨询项目经理,并期间也下水三年担任过一家公司的总裁等,曾经5年时间把两家销售额不足3亿元的小微公司推动成为中国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把3家3-5亿元的小微公司推动成为几十亿元的中型公司。如今他们也变大了,也面临着全新的苦恼。
如今中国领袖企业的核心问题,比如央企、华为、联想、海尔、富士康、平安集团、招商银行、美的等,目标是从千亿到万亿公司。作为长期跟踪研究的华景咨询,发现当下领袖公司们面临着同样的“无奈”。这与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全球IT、日本和德国公司80-90年代,面临的问题一样。
1、兴奋剂模式:“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但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不能靠机会驱动了,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机会,带给公司的利润,还不如内部运营成本呢,更抵不住后期环境调整的代价。比如前几年,包括海尔在内的产业领袖进入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整个10年的地产“机会之窗”,与专业地产公司相比,交学费花了5年,调整优化花费5年,等到搞明白了,也就是财务部门会记帐、人力资源部知道找啥人的时候,国家地产调控了。带给公司的损失不说,光浪费的时间成本,简直让人后怕。包括TCL国际化败北、联想并购IBMPC业务的世纪实验。
不能靠产品驱动了,随着公司财力增加和技术实力的增加,公司内部投资很多研究开发团队,“产品货架”“汗牛充栋”,但是市场上能卖得响还是那些产品,财务报表上有利润的还是那些基础产品,而新开发产品成为“现金流、利润池、人才库”的“陷阱”。

铝道网】从“它世界、我们世界、我世界”诠释任正非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从回到原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呈现李东生“鹰的重生”。
2012年是中国经济的又一个转折点。在困难与危机的关头,企业家有意无意地都在反省。
68岁的任正非面临着传承难题。他以独特的方式,系统梳理整合了他的心路历程,写出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许多企业家看到后,都喜欢跟我交流他们的读后感。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就跟我说,“任正非可是中国的乔布斯,值得好好挖掘与诠释”。我深以为然。一如乔布斯,任正非痛恨平庸。他对接班人的选择和传承,不是关起门来说事,他要刻意打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强势气场。
任正非40岁那年放弃了当专家的梦想,创立了华为,就是想打造平台集结的人才,希望能成就点事。所以从一开始华为就设计了人人股份制。从员工出发的一整套体制安排,可说是华为的一条横轴。而人人股份制正深刻反映了任正非办企业的原点:从人出发,仅仅从人出发。在他眼里,员工不是“产出的成本”,甚至也不是可以“增值的资本”,而是“公司的根本”。
从客户出发的一整套市场策略,是任正非建构的华为纵轴。在人人股份制土壤中茁壮起来的员工具有无穷创造力。任正非正是靠着他们深入内心,去触摸客户的痒痒肉。华为2万元起家,没有什么背景,能晋身世界500强,成为球通讯设备行业老大,没有这个人人股份制的纵横坐标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纵横坐标只是一个伟大公司的深厚土壤。要在这个深厚土壤上耕耘,催生出令人侧目的人才,还需要“活文化”,需要领导人深入一个个现场,去捕捉现场神灵。开始几年,任正非都不敢开大会。他每天做的,就是深入一线与客户和员工交流与碰撞,一旦发现好的做法和共振的点子,就到处传播。在考虑传承的重要时刻,他较担心的就是这种深入一线的精神和做法,能不能延续。
任正非的反省是深刻而全面的。他从华为的土壤和体制的独立观察开始,透视了人人股份制与EMT轮值主席的过去,展望了CEO轮值的未来,梳理了在办企业的“它世界”层面的一些关注焦点。任正非没有简单化地停在“它世界”的层面,而是更深入地揭示了其背后的文化:“我们的世界”。
人人股份制是他的双亲给他的灵感和理性。父亲任摩逊对爷爷任三和经营方式的诠释,母亲程远昭的舍己从人,都让任正非毫不含糊地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作为华为的经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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